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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不久，在中国近代银行发祥地山西省平遥县，“晋源泰”、“日升隆”两家以明清票号命名、民间完全出资的商业性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揭牌。10户农民当场拿到了第一笔贷款，民间小额信贷公司，这个全新的金融组织带着无限憧憬进入我国农村金融市场。
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今年乃至今后一段时期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做好这项工作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顺利实现。在支持“三农”经济发展中，如何更好地发挥金融的作用，值得我们认真地研究和探讨。
近几年，有关农户贷款难、乡镇企业贷款难、农村中小企业贷款难的呼声不绝于耳，统计数据显示，尽管近两年银行对“三农”的贷款有所增加，但“三农”从正规渠道得到信贷资金依然较难。云南省社科院研究表明，“三农”资金缺口每年在1万亿元左右。从表面上看是一种贷与不贷的问题。其实，背后有着较为复杂的体制和机制原因。
目前，一个被公认的现实是，农村的大量资金流向了城市，农民贷款难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农村成为金融资源的净供给者。一些扎根于农村的金融机构基本上只吸收存款不放款，如地方商业银行。还有一些金融机构成了农村资金的“抽水机”，如邮政储蓄机构。大量从农民手里吸收来本可以用于当地农村经济建设的宝贵的资金流向城市。这样的结果是，本来就相对薄弱的农村金融资源经过多番“抽取”，农村可用资金越来越少。
有专家指出，目前的农村信用社改革已经出现了“去农化”倾向，有着强烈的商业化趋向，主要表现在“合作”性质退化，“商业”性质增强。一方面，大多数农信社股金存款化，民主管理形同虚设，人财物由上级联社统管等。另一方面，农信社实行的“自负盈亏、自担风险”模式，迫使农信社不得不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贷款投向上逐渐向经济发达的城镇和非农项目集中。最后出现的结果，有可能是农村金融更向县城乃至城市经济靠拢，向工商业靠拢。
金融部门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实体，其商业化运作必然导致资金在满足安全性和流动性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实现趋利性，然而农业是弱质产业，其自身固有的高投入与低产出决定了它具有高风险性，加之农村信用环境建设不佳，抵押担保又因程序多、成本高而难以落实，因此，农业仍是金融机构不愿涉足的高风险区域，客观上削弱了信贷资金支农不力。加之信贷风险责任管理硬约束的增强，严重挫伤了信贷人员支农放贷的积极性，存在惜贷求稳的心态。
农村、农业和农民即所谓的“三农”问题，始终是中国的根本问题，也是中国历届政府必须关注与解决的问题。如果“三农”问题不解决，我国实现小康社会的理想蓝图将成一纸空文。《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再次把农业和农村问题作为中央“一号文件”下发，也说明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充分体现了当前我国政府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在新形势下经济工作重中之重的战略意图和远见卓识。而诸多“三农”问题的解决，核心是增加农民收入，实现途径是培育和完善农村要素市场、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保持农业的稳定、持续发展，农村经济发展，所有这些都直接或间接依赖于农村金融的发展和支持。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对现行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提出了新要求。新农村建设迫切需要建立和农村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新型农村金融组织体系。而健康的多元化的农村金融体系则是对农村合作金融的有效补充。
从这一层意义上讲，解决当前农村投融资问题，必须立足于“三农”发展的实际情况，通过制度供给与需求的均衡，以财政为引导，以金融这一外部支持和农村内生力量的后续跟进，形成“吸引投资、融资顺畅”的有效投入格局。
稳步发展多种所有制的中小金融企业，作为发展我国现代金融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已经列入“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之中。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改制上市、各家股份制银行再造自身优势的同时，新生的中小金融机构群体必将演绎精彩的逐鹿故事。
而鼓励直接为“三农”服务的多种所有制金融组织进入农村市场。在加快现行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同时，打破农村金融市场的垄断格局，建立开放、有序、竞争的农村金融组织体制。形成一个竞争型、多样化、生机勃勃的农村金融市场，应是农村金融改革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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